- 簡介
(一) 韓國的哲學踐行
肇始于二十世紀的哲學踐行國際會議在二十一世紀繼續(xù)在西方召開: 2001年在挪威，2004 年在丹麥，2006年在西班牙，2008年在意大利，2010年在荷蘭。然而，由江原大學李英儀( Young E．Ｒhee) 教授帶領的實力雄厚的韓國代表團于2010 年在荷蘭參加了會議，并且他們?yōu)轫n國成功競得了2012 年第11 屆哲學踐行國際會議的主辦權。這次會議被證明是哲學踐行在亞洲傳播發(fā)展的里程碑式事件，參會者包括來自于中國、日本以及東南亞的踐行者。
2009 年在韓國和臺灣地區(qū)舉行過更早的會議，這些會議將哲學踐行介紹給亞洲哲學家、 心理學家和人文學者，并且將亞洲的哲學踐行置于一個更廣闊的語境之中，即作為在人文治療這個統(tǒng)稱之下的一系列踐行的基石。這個倡議有雙重目的:首先，通過允許向哲學踐行的力 量中加入來自人文藝術方面類似學科(例如音樂治療、藝術治療、詩歌治療、舞蹈治療、書法和武術) 的踐行者群體，從而使哲學踐行得到強化。其次，它為亞洲的人本主義創(chuàng)造出一個平臺，從這個平臺出發(fā)，亞洲人可以識別、描述以及嘗試去解決一系列由文化所導致的弊病， 這些弊病新近產(chǎn)生于西方，并且削弱了西方文明以及那些被西化了的文明的力量，而借著全球化，這種弊病也已經(jīng)傳播到亞洲。
這個問題及其可能的解決辦法在韓國人2012 年舉辦的第 11 屆哲學踐行國際會議的 “征稿啟事”中被明確表達出來: 在繁榮的社會中，許多人變得容易出現(xiàn)動機問題和思想心智疾病……這是物質(zhì)富足的悖論……對物質(zhì)財富永無止境的追求忽略了對人類來說是最基本的東西，例如幸福、道德和心智健康，從而引起情緒和動機上的問題，導致潛在的心理、社會和經(jīng)濟方面的嚴重后果。這些問題在本質(zhì)上是哲學的，并且不能用科學的、技術的和藥物的介入來解決。它們需要來自哲學和人文的方法。
韓國人在這里所影射的是所謂文化弊病的 “盛行”，其在發(fā)達國家尤為猖獗。這些文化弊病的目錄包括: 肥胖癥(美國人現(xiàn)在的頭號健康問題) ;其他的飲食失調(diào)，諸如厭食癥和貪食癥;多動癥;霸凌(bullying) ;抑郁;焦慮癥;睡眠障礙;性功能障礙; 慢性疲勞綜合征; 成癮于非法鴉片制劑，例如海洛因; 成癮于處方麻醉劑， 諸如鎮(zhèn)痛藥奧施康定; 混合的處方藥物的副作用;青少年自殺等等。這種“流行病”在德國被稱作“文明病”，在日本被稱作“生活方式病”，在瑞典被稱作“富貴病”，在美國被稱作“富恙” ( affluenza) 。
在將人類的不適病理化、用醫(yī)學方法處理人類的處境、對人類所有的小病都進行不必要的診斷以及本能性的下藥方面，美國人起了帶頭作用。為什么呢? 因為精神病學和心理學的咨詢行業(yè)已經(jīng)被制藥行業(yè)和保險行業(yè)殖民了， 而制藥行業(yè)和保險行業(yè)通過這些咨詢行業(yè)以及以政府作為幫兇，已經(jīng)使得消費者成為資本家肆無忌憚地獵食的對象(受害者) 。盡管近幾十年來有了診斷精神障礙的標準手冊( DSM) 、 策劃藥( designer drugs) 以及自以為是的精神病療法，但是上面提到的問題在過去和現(xiàn)在并沒有得到任何改善，反而變得更嚴重。這種愚蠢行徑的代價就是造成西方文明自身在很多方面的失能與瓦解。
在西方，二十年前哲學踐行者已經(jīng)呼吁關注這些問題，但是遭到頑固不化的當權機構的反對，他們的呼吁被不負責任的媒體所歪曲，或者直接被忽略。但是東亞哲學踐行者能夠并且已經(jīng)掀起了這些批判，他們不僅沒有受到責罰， 反而得到當權者和更廣泛的文化環(huán)境的支持， 因為他們的地緣政治視角使得他們能夠?qū)⒖浯蟮脑\斷和不合理的治療當作惡意的西方帝國主 義經(jīng)濟文化而拋棄。從積極的方面看，東亞文化訴諸更為合適得多的哲學傳統(tǒng)來解決這些問 題，例如儒家、道家以及佛教。
因為諸如此類的原因，哲學踐行和人文治療在韓國已經(jīng)得到大學和政府機構的支持。由江原大學李英儀教授以及他的同事牽頭，這個運動獲得了迅速的發(fā)展。
( 二) 日本的哲學踐行
跟韓國一樣，日本在許多方面也是高度西化的，并且因此也遭受許多由文化導致的弊病。 除了通常的種類，也有一些日本的特殊文化問題，包括蟄居族( hikikomori) 和子宮罷工 ( womb － strike) 。
哲學踐行在日本有著巨大的潛力，也許這種潛力在群體建導與組織咨詢模式方面要大于在個體咨詢模式方面。然而，因為日本整體說來是一個比較嚴肅刻板的國家，并且在變革方面很是緩慢，所以哲學踐行者深入日本文化還需要更多時間。
哲學踐行運動在日本的先驅(qū)包括: 大阪大學的中岡成文( Narifumi Nakaoka) 教授，他對臨 床生物倫理學感興趣; 東京立教大學的河野哲也( Tetsuya Kono) 教授對蘇格拉底對話以及兒童哲學感興趣; 東京大學的梶田真司( Shinji Kajitani) 教授對組織哲學感興趣。
在日本尤為值得一提的人物是國際創(chuàng)價學會( Soka Gakkai International) 會長池田大作。 池田會長領導了一個由 1200萬日蓮教俗家信眾組成的國際性組織，這些信眾目前活躍于190 多個國家。他也建立了兩所大學: 東京創(chuàng)價大學和加利福尼亞美國創(chuàng)價大學。
池田會長是一個多產(chǎn)的作家和對話者。在一個最終以書的形式出版的長篇對話中，他與筆者討論了大乘佛教與哲學踐行相重合的各種不同方式。池田會長及其導師，包括十三世紀日本佛教日蓮宗創(chuàng)始人大日蓮( Nichiren) ( 大日蓮本人深受中國佛教智者大師智顗的影響)，也都 在不同歷史時期遭到頑固不化的日本軍閥、軍國主義者以及宗教教條主義者的抵制。盡管如此，這些日蓮教教徒們屢次獲勝，這主要是由于他們的踐行為他們的追隨者提供了毋庸置疑的高質(zhì)量生活。池田會長的著作正在無數(shù)中國大學里得到學習研究，這是合乎情理的。
